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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北大教授郭新彪:要先治理对健康影响最大的污染

发布时间:2018-11-20 13:52:32   来源:吴燕芳 崔悦    浏览次数:306

原标题:《北大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郭新彪:“要先治理对健康影响最大的污染物”》

◎本刊记者 吴燕芳 实习记者 崔悦

【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黄润秋的倡导和支持下,2017年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组建了由郝吉明院士、高吉喜研究员、郭新彪教授等专家组成的10支环境科学首席传播专家及团队,首席专家及团队针对青少年、农村和城镇居民、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等重点人群,围绕生态环境部中心工作、社会热点和公众关切开展环境科学传播。本栏目围绕热点环境话题,采访10位环境科学首席传播专家,与公众分享他们的最新思考。

——编者】

最近两年,每到冬天取暖季,北方特别是北京的居民还是会担心灰霾肆虐。但与前几年相比,大家直观感受到北京的蓝天天数多了不少。有人就问,现在空气质量改善,那生病的人数是不是也就相应减少了?

10月26日,《环境与生活》杂志记者来到北京大学医学部,就大气污染与健康的相关问题采访了郭新彪教授。

「专访」北大教授郭新彪:要先治理对健康影响最大的污染物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系主任郭新彪教授接受《环境与生活》杂志记者采访

郭新彪教授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系主任、北京大学环境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及环境医学与健康分会主任委员和室内环境与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郭教授的研究方向为环境医学和环境毒理学。近年来,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污染物,特别是空气污染物的暴露和健康效应评价、环境健康危险度评价和环境健康促进方面。郭教授曾主持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点课题“机动车尾气对健康影响的评价技术研究”,还担任过国家“十二五”863计划项目首席专家。

「专访」北大教授郭新彪:要先治理对健康影响最大的污染物

10月26日,郭新彪教授接受《环境与生活》杂志记者采访。 叶晓婷/摄

死亡人数减少4.7万人

针对空气质量好转,生病人数是不是减少的问题,郭教授解释,“我们做的疾病负担研究,主要是分析大气污染相关的死亡人数。疾病统计指标里有门诊人数、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等,而死亡人数的统计是最权威和可靠的。”郭教授透露,通过计算死亡人数能够明显地知道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在减少。

今年6月30日,郭教授与其同事黄婧、李国星和潘小川共同署名,在英国权威医学刊物发表了《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健康效益:全国空气质量监测与死亡数据分析》一文,该论文总结,通过2013年至2017年为期5年的空气治理,全国74个重点城市大气污染相关的死亡人数,减少了4.7万人,寿命损失年减少了71万年。

“这个研究是对宏观政策效果的评价研究。”郭教授说,“一般我们老拿颗粒物或其他污染物浓度降低来说事,而这一次是从政策对健康影响的改善这一指标来衡量。衡量空气污染治理是否有效果的标准,就是它是否保护了健康。”

北京燃煤源污染退出主要行列

《环境与生活》记者接着问:“大气细颗粒物污染与哪些疾病有相关联?”郭教授笑了起来,反问记者:“我倒想知道大气污染与哪些疾病没关系?”

郭教授说:“现在的研究状况是,除了大众熟悉的对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影响,大气污染对人体的许多系统都有影响。要想回答只与什么疾病有关系,是很难的。所以,我们要反问一句,大气污染与哪些疾病没关系?当然比较确定的是对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以及内分泌系统等的影响。实际上,大气污染物是一种全身性的毒物。”

中国地域广,有人认为“不同地域的人受颗粒物污染的健康影响有差异”。对此,郭教授解释:“主要是与当地的污染类型有关,与南北方的地域无关。”他进而举例道:“比如北京的PM2.5是混合型的,而有些地方的PM2.5主要是燃煤型。”他列出数据加以比较,2014年北京市环保局第一次发布本市PM2.5来源解析研究成果,在全年PM2.5来源中,本地污染排放贡献约占七成,其中机动车尾气排放约占1/3,燃煤占两成多,工业生产和扬尘占1/3。今年初公布的2017年北京市PM2.5来源解析显示,燃煤源所占的比例已经降到3%,退出主要贡献源行列;而移动源污染占到45%(其中柴油车贡献最大)。过去和现在,北京污染的类型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

郭教授还提到,PM2.5对健康的影响还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与温度、噪声有交互作用),也存在个体敏感差异。但“这不是最主要的,主要还是与污染类型有关”。

粒径不同危害也不同

那么,颗粒物有哪些关键毒性成分?郭教授答道:“颗粒物既可以是固体也可以是液体,它是混合物,有毒成分很复杂。其来源不同,成分也不一样。比如源于机动车、自然扬尘或燃煤的污染物,它们的成分差别很大。作用有化学的、物理的和生物的。”

他还进一步分析了PM2.5与PM10、PM0.1对健康影响的差异。郭教授说:“不同粒径的颗粒物,其进入呼吸道的部位有差异,引起健康的风险也有所不同。大一点的颗粒对上呼吸道的影响比较大,而细的颗粒就有可能进入呼吸道深部,它吸附的东西更容易进入血液,对心血管系统产生影响,进而引起全身性的作用。”

郭教授举例说明:“以前煤烟型污染严重时,粗颗粒物比较多,伴有二氧化硫,大家直观的感受是鼻子里经常黑乎乎的,咳嗽的人特别多。现在哮喘、心血管问题多了,可能与颗粒物越来越细有关。”

中国人更能扛PM2.5?

不对!

曾有研究者就PM2.5污染与每日死亡率的关系做过一个中外对比,对比显示,与美国、日本比较,我国PM2.5与日死亡率的暴露-反应关系系数,大致只有美日的一半。这是否说明,中国人更能扛PM2.5,而外国人更易感?

郭教授以肺癌为例加以解释。“国外的研究结论是在低浓度的环境中得出的。我国主要是在高浓度的地方进行研究。各自的研究没有共同的浓度范围,所以没法进行同一水平的比较。这很难说谁更敏感,谁更能扛。对不同流行病学研究结果的综合分析后确实发现,与低浓度PM2.5范围相比,在高浓度范围内,每单位PM2.5浓度所导致的人群死亡风险有所减小。尽管科学家们还不能解释出现此结果的原因,但该结果与中国人更能扛PM2.5毫无关系。但是,从动物实验来看,并没有得出高浓度不敏感的结论。比如给动物暴露不同浓度的颗粒物,都是浓度越高危害越大,不可能出现‘浓度越高反而危害越小’的结论。”

北京下一步治理重点是尾气

北京减排,要先控制哪一类污染呢?郭教授认为,“最容易想到的是污染排放量最大的。但排放量最大的不一定是健康影响最大的。”

他以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为例加以说明:“各国都制定了垃圾焚烧的排放标准,其中二噁英在有排放限值的污染物中,是排放量最小的,但是老百姓最关心二噁英,因为它毒性最大,健康影响最大。所以,我们首要控制的不一定是排放量最大的污染物。这个理念应用到大气污染防治上,即优先控制健康影响最大的污染物。”

郭教授还感叹:“我国人口众多,要在短期内把空气质量治理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难度。在这种国情下,优先做什么很重要。从经济和保护健康的效果出发,优先控制健康影响最大的污染物,会事半功倍。当然找出健康影响最大的污染物难度要大很多,但这是今后长期治理的趋势。”

郭教授曾经做过的“北京城区和郊区空气污染健康影响的比较研究”,就是典型的例子。研究对象人群是从空气污染浓度高的地方移到浓度低的地方,很多指标的变化反而更明显了。他说:“不能光拿浓度说事儿,因为颗粒物的成分差别太大了。现在,我们的污染水平还比较高,要先降低浓度。北京先控制燃煤污染,是因为观察到燃煤污染对健康损害的贡献很大。现在北京通过煤改气,燃煤占的比例只在3%。北京接下来的治理重点将是机动车尾气。”

空气污染与噪声互增危害

郭教授曾经在“机动车尾气对健康影响的评价技术研究”中发现,汽车所产生的空气污染物和噪声都会单独影响人体的心肺功能,而且会相互增强彼此的有害作用,简单说就是1+1大于2。

郭教授说,噪声也会引起心血管疾病,其危害是确定无疑的。他曾经带着学生志愿者做过相关实验。“先在污染小的公园里测量心血管风险指标;然后在交通枢纽测量相同指标。当年,北京的长途汽车站是半封闭的,郊区车多以柴油车为主,空气污染比较严重,噪声也大。当时得出的结论是噪声单独对心血管系统有影响,污染物也单独对其有影响。把高噪声和低噪声分开来分析,在高噪声环境中,空气污染物的影响更明显。”

郭教授还透露,他们以地铁的室内空气中的黑碳为指标,发现在正常情况下(非高峰期,即人为带来污染比较小时),室外大气污染对地铁里PM2.5的贡献占20%至60%,也就是说污染最大时有六成的PM2.5来自外边。他建议地铁在空气交换需要引入外部大气时,应注意对颗粒物等污染物采取过滤措施。

戴口罩总要比不戴强

灰霾天里,大家最应该关心的事情是如何保护自己。对此,郭教授强调,老弱病幼等特定人群更应该注意防护。他解释:“环境与健康和职业与健康不一样。后者关注的是职业人群,是成年的相对健康的人群;而环境与健康关注的除了这些人群,还包括老弱病幼、孕妇及胎儿。在同样情况下,易感人群更应该特别关注大气污染的影响。我们不主张易感人群在污染严重时出门活动。大气污染预报会提醒老弱病幼等减少户外活动,出门做好防护。”

当谈及向公众普及污染防护知识时,郭教授说:“我们要客观地向公众传递大气污染的知识。公众不要大无畏,在大气重度污染时还出去打太极拳;但也不要过度焦虑、敏感。空气污染不可能明天就消失,治理有个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做好防护。比如污染严重时避免外出就可以减少很多风险,外出时戴口罩,没有高级口罩,戴个简单的口罩也总比不戴强。”

郭教授还对时下一些商家的过度宣传颇有微词,他认为一些商业宣传过了头,有失社会公平。“这些商家宣传戴口罩必须戴高级的,其实本来简单防护就可以了。不管新风、净化器还是口罩,要做得既环保又便宜,让绝大多数人都用得起。如果商家只是追求高利润,只是追求服务于高端人群,那么政府不应该鼓励这种行为,这对整个社会而言不公平。媒体,也不应该助长这种不良之风。”

(郑挺颖、叶晓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系《环境与生活》杂志原创,如需转载,请联系本刊;转载请注明出处及作者。

责编:郑挺颖

网编:吴燕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