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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学与生态学融合来改变命运

发布时间:2017-08-08 09:30:00   来源:◎[美]约翰·R. 麦克尼尔(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学教授)     浏览次数:306

◎[美]约翰·R. 麦克尼尔(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学教授) 


人类是否已迈向一场真正的生态危机,其实我们无法得知。确定的是我们现在的作为在生态上无法永续,只是我们不可能知道生态还能维持多久,或者即使真能维持下去还会发生什么事。


1930年,美国物理学家与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密立根曾表示,人类不可能对任何像地球这么大的东西造成真正的伤害。就在同一年,美国化学工程师托马斯·米奇利发明了氯氟碳化合物,也就是造成大气层臭氧层薄化的化学物质。密立根虽然确实是个“优秀”的人,但他并不了解可能造成的危害。在全球生态与社会的事务上,在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之前,人们几乎不可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未来的变动性更甚以往

人类是否已迈向一场真正的生态危机,其实我们无法得知。确定的是我们现在的作为在生态上无法永续,只是我们不可能知道生态还能维持多久,或者即使真能维持下去还会发生什么事。无论如何,无法永续存在的社会,自人类有农业以来比比皆是,其中有些消失无踪,许多在改变做法之后存留了下来。他们改变的不是永续的做法,而是某些新形态且种类不同的非永续做法。或许我们能像以前的人一样,永无止境地以另一种非永续机制取代原来的非永续机制,进行大大小小的调整但避免全面崩盘。

明显保守的古代中国通过采用新的粮食作物与新科技、改变与邻国的贸易关系等做法,来适应新环境,并因此度过多次危机。然而,全球性的非永续社会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数千年以来,中国对这个世界所做的事,如今可能维持不久了。如果真是这样,生态预言家经常警告的全面瓦解就会在眼前出现。从现有的非永续机制转变为另一种模式,过程可能极度痛苦,而且正如现状得利者经常主张的,他们会不计代价避免或至少拖延此一命运。

到底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不仅无人知晓,而且本来就无法确定,即使是指最近的将来。毫无疑问,有些状况发生的概率较高,但没什么事是确定的。未来的变动性的确更甚以往:目前存在各种从根本上看来截然不同的可能,因为科技的影响力大增,观念传播如此迅速,而且连繁殖行为这种通常以极缓慢速度改变的变量,都在快速变迁中。除此之外,所有变量的互动,可能都比以往都更为紧密,因此整个地球社会与环境体系也比以往更加不确定且更为混乱。


导入洁净的全新能源机制

这一切都显示,我们必须进行大幅调整,才能避免陷入困境。许多在过去帮助人类社会度过艰困时期的生态缓冲区——空旷的土地、无人使用的水源、未经污染的空间——现在都已消失。最艰难的是清洁淡水供应短缺、气候变化的多重效应,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

没有人敢说未来会发生何种形式的生态紧缩(ecological crunch)、什么时候会发生、会有多严重,但要预测哪些人受到的冲击最大,那就比较简单了。手中毫无权势的穷人,现在已经无法避免自己不受生态问题影响,未来还是一样。富有的权贵以往就拥有必要的资源,能让自己不受污染、土壤侵蚀或渔业崩盘的影响。只有在紧缩非常严重时,他们才可能面临极高的代价。当然,谁是富人谁是穷人这件事常有变动:以韩国人为例,1960年他们的平均财富甚至低于加纳人,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已跻身富国之列。此一事实激发个人与团体拼命想脱离贫穷与衰微,而这样的努力往往加重了生态问题。1960年后韩国为自身的经济奇迹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城市深受有害空气所苦,河里流着有毒的工业废水,还有许多其他令人不快的状况。但现在他们比加纳人更有能力承受严重的生态失调,因为现在他们更有钱了。

如果你接受未来将会发生更严重的生态问题这种观念,那么及早面对可能是比较谨慎的做法。在解读现代史之后,我认为最明智的做法是加紧导入更洁净的全新能源机制,并加速人口转型,让死亡率与生育率都能降低。前者代表我们必须集中科学与工程研究,也许需要市场干预,鼓励既有能源基础建设,并尽快推广新型设备。后者代表必须加强穷国女性的正规教育,这不仅因为穷国的人口转型并不完全,也因为女性教育是生育控制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人类的消费受到越来越多限制

根据《旧约·圣经》,上帝创造万物,并吩咐人类管理、统治万物。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未能遵守这些命令,原因并非他们没有试过,而是能力不足。但20世纪人类利用化石燃料,达到前所未见的人口增长及各种科技变革,实现这些指令几乎变得可能。在主流政治与经济体系下,不去尝试成了一种不智的行为:多数社会及所有大型社会,都冒着牺牲生态缓冲区与未来复原能力的风险,来追求国力与财富的极大化。20世纪最常见的政策是尽可能利用资源,让大自然发挥到淋漓尽致,然后尽量往好处想。

人类拥有新的力量后,过去一些在医疗与人口、粮食生产、能源使用及一般消费的限制因此消失。对这些限制有所了解的人,极少会对其消失感到遗憾。但随着这些限制的消失,我们招致了其他限制,也就是地球处理废弃物、副产品及人类行为所带来冲击的能力。到了20世纪末,它们似乎在全世界都限制了我们的选择。人类与这些限制的交手,将塑造未来的世界,正如我们以往的努力塑造了过去的世界。


我们可以改弦易辙,创造命运

负责制定政策的人,都会以我们所认知的世界作为参考标准。这使得他们会因为自身的观察与经验,而认定某些事物是“正常的”,也就是我所说的知觉障碍机制。其实以生态用语而言,目前整个世界的状况极度背离人类历史上所谓持久、较为正常的状态。如果我们能活上700或7000年,只要根据经验或记忆就可以了解这点;但对我们这样只能活70年左右的生物,要了解所有可能性以及什么叫“永续”,就必须去研究过去、未来与现在的事物。

如果历史学与生态学真能相互融合,或者说当它们相互融合时,我们将对过去有更好、更完整、更吸引人、更全面,甚至可以说更复杂的概念。我们将更了解现状,以及现状是否已处于危险处境。如此一来,我们也将更了解未来可能发生什么事,然后才有能力就这些可能进行辩论与抉择,至少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

届时,我们可能会自觉地选择改变世界,而且只有从自身做起,不厌其烦地改弦易辙,才能避免严重伤害。我们可以创造命运,而不仅止于相信命运。

(摘编自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7月出版的《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


约翰·R. 麦克尼尔为世界环境史专家,已被选举为下一届美国历史学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