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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国环境院所长论坛在南京举行

发布时间:2018-08-24 13:45:42   来源:    浏览次数:306

【6月2日,第七届中国环境院所长论坛在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论坛主题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科技创新”,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与教育部高等学校环境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办,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承办。参加论坛的有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蔡道基院士、清华大学郝吉明院士和贺克斌院士、武汉大学夏军院士、生态环境部科技标准司副司长王开宇,生态环境部、科技部、中科院、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南方科技大学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以及各省市环保科研机构负责人和从事环境教学的学者,共200多人出席会议。本刊特将部分与会专家的发言选编如下,以飨读者。——编者】

 

科技创新决定生态建设成败

◎高吉喜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

科技创新是决定生态文明建设进展乃至成败的核心要素,绿色发展需要科技创新的支撑和引领。解决环境问题,提升生态文明水平离不开环境科技创新这个利器。
今年是我们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建所40周年,自1978年建所以来,我所一直以生态保护与农村环境为主要研究方向,致力于前瞻性、战略性、基础性及应用性环境课题的研究。科研范围涵盖生态保护与修复、自然保护与生物多样性、农村环境管理、有毒有害化学品生态效应与污染控制、土壤污染防治、流域生态保护与水污染防治以及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等7个领域,25个研究方向。

目前,我所已建成国家环境保护农药环境评价与污染控制、国家环境保护生物安全、国家环境保护土壤环境管理与污染控制三个部级重点实验室,与联合国环境署、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10多个国际组织,以及美国、德国、荷兰、挪威等30多个国家开展了广泛的科研项目合作和人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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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吉喜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

 

读懂“关键期、攻坚期、窗口期”三个关键词

◎贺克斌(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

在今年5月召开的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指出,我们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出现了稳中向好的趋势,但是成效并不稳固,生态文明建设正处在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经进入了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这里讲到了“关键期”“攻坚期”“窗口期”三个关键词。

我们理解的关键期,主要讲的是我国的城镇化、工业化还有农业现代化还没有完成,资源能源的消耗还在持续增长,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整体还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因此生态环境还处在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阶段,这是关键期。

那怎么理解攻坚期?我们国家经过大规模的治理,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向污染宣战,生态环境已经初步好转,老百姓这个时候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又在快速增长,所以通过攻坚来解决一些民众感觉明显的、突出的环境问题,来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窗口期一方面是说,我们当前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来对付环境问题,具备了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基础,进入改善环境质量的窗口期。

改革开放40年来,世界都公认我国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国家现代化治理的体系和能力也增强,有能力来提高对环保生态的投入,有可能实现“不欠新账、多还老账”。在这个窗口期,我们经过大规模的生态环境治理,在一些地区积累了经验。科技和管理队伍经过锻炼,也更有信心对付环境问题,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窗口期,总书记讲的是“我们必须咬紧牙关,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这话很通俗易懂,就是我们有机会,但是需要艰苦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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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克斌(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

 

实现科研单位与科研转化单位跨界大联合

◎王志华(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秘书长)

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进的关键期,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的攻坚期,有条件和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这也预示着环境科技创新迎来了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广大环境科技工作者肩负着更伟大的历史使命,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必须把环境科技创新摆在更重要的位置,在环境科技创新上必须有新理念、新战略,以解决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新时代呼唤环境科技的创新人才。很多科研单位既是人才培养单位,也是科技创新的单位,肩负着双重的使命和任务。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是我国环境科学最高的学术团体和规模最大的论坛,聚集了大批来自院、所、企业的精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已经成为推动我们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促进中国环境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在促进人才水平的提高、环境科技的推广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国科协、生态环境部的支持下,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正在建设一流的学术、传播两个体系,不断提升在环境领域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公信力。

自2012年起,中国环境科学学会配合教育部环境科学与指导委员会共同举办的环境院所长论坛已经举办了六届,论坛已成为多方参与的重要平台,为引导科研单位服务于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中心工作,促进产学研的跨界联合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了人才培养单位与用人单位,科研单位与科研转化单位的跨界大联合,使得人才培养为环境科技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有生力量,而环境科技创新则推动环保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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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华(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秘书长)

 

要对长江水量水质联合调控

◎夏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水资源中心主任)

我今天与大家研讨一下长江的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我过去是从点,或者说是从单个城市来研究水患的,后来才从长江上下游的互动关系,从水量、水质、水生态的治理来研究长江经济带的环境问题,感触很深,压力也比较大。

首先,我认为长江的水质不安全。水质不安全比水量不安全的问题还要急促,更为紧迫。所以,现在我们想抓治理就得先抓污水,一方面是控源,污水的源头控制必须与水循环联系在一起,还有水量水质联合监测,水量水质联合评价、联合调控,包括水生态的调控,这个理念非常重要。

其次,长江水环境、水生态大保护,如果不从流域综合治理,仅仅抓住某一个点,整体效果肯定不行。这也是长江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是长江生态文化建设、绿色生态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问题。河湖的生态系统包括湿地植物、藻类、底栖生物等等。我们有一学科就叫生态水文学,简单说就是探索和揭示形成生态格局和过程的水文学机制,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环境流量。比如说长江淡水湖环境的急流,鱼类是要靠洪峰冲来的,水环境的问题加剧了这个生态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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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水资源中心主任)

 

从“华生”医生看病想到的

◎胡清(南方科技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环境科研领域现在跨学科、交叉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们曾想到用大数据的方法研究土壤,分析土壤的情况,但我们不懂大数据,所以就与美国IBM公司成立了一个联合实验室,IBM负责来做大数据的分析。

一开始,我们与IBM没意识到能有什么合作。有一天,我问他们,当年IBM为什么要把部分业务卖给联想?他们的回答是,IBM卖了部分业务以后,要深入研究机器人科学和认知科学,他们在这方面很早以前就准备了。我就特别佩服他们。2010年左右,IBM推出了一个机器人医生“华生(IBM Watson)”,科研人员把病人的各种案例输入给华生,然后华生的水平逐渐提高,最后比普通医生给病人看病还要准确。我一看,机器人医生的望闻问切和我们研究土壤的方法几乎是一致的,我们就依样画葫芦,做了一个大数据的分析。

我一开始对大数据是有误解的,以为大数据就是数据多。IBM的朋友说,其实是交叉,是从不同领域的数据一起来精准地识别一个东西。大数据要包括认知科学、机器学习的。所以,我们当时想做一个土壤潜在污染可能性的分析,就用了各种各样的数据,用了很多卫星遥感照片,最后,我们得到了一系列非常精确的数据,这个很有意思。

另外,材料技术、基因技术现在也用于改土造田。镉的污染导致了镉大米问题,但我国科学家袁隆平对水稻做了一个大的改良,水稻不再吸收镉了,这个真是大好消息。环保工作者不用累死累活把田地里的镉一点点弄出来了。袁隆平从另外一个方面解决了我们环保的问题,所以,对待环保问题不仅要站在环保的角度,还要从其他行业的角度,来看看有什么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所以,保护生态环境不是环保行业单打独斗的事情,各行各业共同参与,才会有绿水青山。环保行业要有颠覆技术,就需要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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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清(南方科技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给基层和企业提供科技武器

◎王开宇(生态环境部科技标准司副司长)

环境科技怎样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做更有力的支撑?我认为,一是要面向世界环境科技前沿;二是要面向环境管理需求;三是要面向基层,也就是基层政府,还有企业实际污染防治的实际需求。我们围绕着这三个重点全面提升科技服务意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科技服务的组织方式,增强科技创新服务供给能力,打造建设生态环境科技铁军,为我们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和引领。

在座各位可能都是科技工作者,实际上,环境管理部门和科技工作者的结合一直不是特别紧密,管理部门经常觉得没有合适的科研技术可用,提出了需求,但往往得不到回应。科技工作者一看需求,好像都是环境管理工作的需求,并不是科技需求,这里面总是有一些环节没有打通。所以,未来要从环境管理需求里面,识别出科技问题来,转化为科技需求来布局,从而支撑环境管理的研究,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们研究出来的科技成果在管理上觉得不好用,这说明还需要进一步转化。

另外,说到面向基层的实际需求,主要是现在生态环境主战场上的基层政府、企业不知道该用什么科技武器,所以我们未来要聚焦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应用,来引导基层政府。这里面最主要的是把这些科研成果转化应用的环节做好。我们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从重个人发展向服务生态环境主战场转变,树立科技成果要真正落地能用的服务型环境科技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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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宇(生态环境部科技标准司副司长)

 

绿色“一带一路”就是五通的绿色化

◎张洁清 (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副主任)

为什么要做绿色“一带一路”?说白了就是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的要求。国内是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等等的要求。
国际上的要求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国际绿色发展的潮流,整个国际社会对绿色发展已经基本形成了共识。

另一方面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很多国人就以为发展中国家肯定是以经济发展为主,不太重要环境保护。其实,已经不是这么回事儿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标准定得比我们还高,环保的需求比我们旺盛。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推动绿色“一带一路”。绿色“一带一路”总体的设计定位包括以下几点,一是保障安全;二是服务走出去;三是支撑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我们说的绿色“一带一路”就是五通的绿色化。这五通的绿色化又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策沟通方面,我这里指的是环境信息和环保政策的沟通;二是设施的连通方面,既包括修路建桥的过程中要注意环境影响,也包括我们有更多的环保设施走出去;三是贸易畅通方面,我们是希望进一步推进绿色贸易;四是资金融通方面,主要就是绿色金融。五是民心相通方面,我们希望与沿线国家在环境意识、环境管理能力的提升方面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五通的绿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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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清 (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副主任)

 

 

 

主编:郑挺颖

网编:崔悦